红旗下的蛋

2008年5月19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响应号召，默哀。本来没有太大感觉，可当看到电视里集体默哀的人群，听到鸣笛和警报声，心理气氛陡然庄严起来。仪式的重要性完全显现，对集体的依归感和行为的庄重感，都在仪式中得到升华。

捐了200，血没献成，以后还有机会。

逝者已矣，生者珍重。

space被封，太彻底了，不用代理一点打开的希望都没有，只能借用MSN来写，却看不到内容，可怜之极。

 

重庆钉子户总算是妥协了，媒体、民众、学者一片狂欢之后，渐渐平息了。刚看老鹤的评论，还是有些感慨。法院、政府、开发商，肯定都是要被批判的，而法院在压力之下补开了听证会，固然程序正义出了问题；政府在压力之下竭力协调，固然一直站在资本一边；开发商尽力克制，以至事情在和平状态下解决，固然已然侵犯相邻权。不管有多少的固然，应该看到，传统强是一方在法治理念逐步深入，社会舆论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之下，它们也会妥协。我们需要更多的全民法治权利狂欢，让舆论压倒权贵，民主的力量才会显现。

 

但同时应该看到，当获得舆论支持后，拆迁户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强势一方，力量的对比出现了变化。任何的去权利取得都需要各方博弈，博弈的前提就是各方地位平等。任何舆论的力量都不能成为要求获得超额权利的砝码。民主固然可贵，可多数暴政不在少数。法治社会里不能失去理性的判断。首先，法院既然已经判决，那么按照规则，任何人都应该遵守判决，不服可以上诉，但依靠舆论来影响司法，这不符合法治精神，失去了程序正义。其次，开发商开发到底有没有公共利益的存在？其实在重庆这样一个大城市来说，这个开发工程应该不能被看作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毕竟可有可无，无伤大雅。而对于一个很小的城镇来说，一个大的项目就意味着地方经济的腾飞，意味着就业率的大幅上升，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当然算是公共利益。所以说，商业开发一定不属于公共利益，这个命题不能成立。美国最近高法大法官对此问题的争执也可为一例证。

 

事情解决，当然不算圆满，因为有太多的不如意，比如法院，比如政府，比如开发商，又比如拆迁户自己。但毕竟是解决了，而且是协商解决，自然不算太坏。只是现在又想到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年轻有为，前途似锦，这件事会成为这位温家宝接班人的滑铁卢吗？会如周强被“冰点”冻死一般被钉子户的泥土掩埋其政治前途吗？下半年应该可知分晓。

惊闻广电总局的新规定：“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一阵错愕，仿佛回到文革的时代，难道我们还要树立几个样板戏吗？广电总局这一决定无疑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媒体和公众自由的压制。它只会让人们失去从媒体上寻找更多的快乐而已，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但是毕竟2007年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可以完全封锁的中国，网络的发达，让我们多了选择。
　　 从本质上说，思想专制和舆论“高度一致”，只能是对谎言和谬误的庇护和鼓励。在历史上，思想专制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它只是为不计其数的谬误和谎言存在和泛滥提供了生存和泛滥的土壤，它只是保证了谎言拥有从事欺骗的绝对自由，而剥夺的是讲真话的自由和权利。
　　在中国谈自由，常被人讥笑，视为空谈，“饭都没得吃，谈什么自由”，“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被无端喝斥、打压，视为“西化”、“邪说”，甚至削掉主张自由者的脑壳，剥夺他吃饭的自由。要我看，第一种人不过是已经习惯当奴隶了，完全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识或勇气，而第二种人，他本身就是自由的敌人、极权的鹰犬。有人说，生存权就是人权，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吃饭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凭什么要牺牲其中的一个？维克多•雨果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没有自由，生存权就是一般的动物的吃、喝、拉、撒式的权利，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权。吃饭不过是所有动物的权利，而说话却是人类的权利，这个权利被限制，人就成了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
　　 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会产生两种结果：有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有的事情变得更困难了。造假更容易了，求真更困难了；掩盖罪恶更容易了，惩治对人民犯罪更困难了；实施专制更容易了，追求民主更困难了。没有自由，专制制度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我想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不能只允许人民听见政府自己的声音，更不能要求人民相信这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这这样的国家里，政府应该是权力和规模有限的政府，是允许人民说话和思考的政府。政府既不能限制人民说什么听什么看什么，也不能强迫人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因为，在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么？马克思说得这句话还记得吗？“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
　　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过于无知和充满偏见的话，我们就必须关心我们这个国家的媒体自由问题，因为，真实的媒体才可能给我们以言论的自由，而不是思想禁锢。关心媒体自由，就是关注我们的生存空间，关注我们的权利，关注我们自己。
　　 海德格尔说：“而思想，无声而又荒凉，在尸体间摸索着前进，穿过泥沼与鲜血。”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我愿与大家共勉。

引者注：胡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很看重的，这几年对于媒体包括网络的言论的管制严了很多，媒体上舆论监督的报道已经很少了，甚至业界已经开始用时评来曲线监督。这次是电视，可能下一步就是博客实名了。不否认胡对于党内民主的努力，但是没有一个舆论自由的环境，民主只能是镜花水月。没有民间的监督，何来权力的约束？仅仅指望权力系统内部的督察和高层的管理，胡的改革成效不会很大。如果和谐社会就是只发出一种声音的社会，那太恐怖了。

「胡锦涛」代表什么？

锦涛先生：国民D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D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D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D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D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D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D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D，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李锐专访 ZT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原载2003年3月3日《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其后由于此文被停刊

２月２０日下午８６岁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１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１９８０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４０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ＷＴＯ，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１９９２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
　　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
　　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
　　１９８０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所致。
　　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５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５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５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１９５７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
　　这个问题，我１９９２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９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１９４１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２０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１９８９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
　　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